山西焦煤集团公司对新任职干部集体廉政谈话

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在市场的规则面前，没有谁可以例外。可以仿效电力、通讯提供模式，设立国家路网公司，接管地方债务和对应的资产，改变收费模式，将原来由税收负担的免费设施，转变为收费设施。

不要说贵州、西藏和新疆这样的落后地区，即使是在沿海发达地区，投资难以回收的地方政府项目也比比皆是。现在不仅独山县，很多地方政府（性）债务很大一部分用于这一类公共项目。中国经济的启动资本，起初也主要来自外资，FDI（境外直接投资）直接拉开了沿海和内地的发展差距。进入 赵燕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地方债务 。一旦政府跨越其活动边界，就必须选择正确的方法。

但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东施效颦，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中国经济最主要的发动机就会熄火。成功的政府进行商业性投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要有一个专业而高效的投资部门，比如新加坡的淡马锡集团和合肥的招商部门。2020年发行的政府债券(包括中央政府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一共8.51万亿元，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年份。

但是在当前条件下，突如其来的疫情风险，又需要地方政府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只能让地方政府去借更多的债。同时，疫情风险又引发了经济领域的公共风险，给经济运行和民生保障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如果债务资金能更好地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人的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债务资金发挥的作用就更大、更持久，而且将改写传统的基于物的代际公平理论，从立足于人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有效使用债务资金能力的大小，应当作为分配债务指标、债务资金的一个评判标准。

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来讲，地方人力资本的积累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社会基础设施不可或缺，但人力资本的积累在数字化驱动的发展中将起更加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例如是否出现钱等项目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投资规划方面的能力是有缺陷的，是能力不足的

美国也就难以通过其国内市场准入和货币使用制裁中国。中央政府接手地方政府债务并不罕见。独山县巨额债务暴露出的问题，意味着中国地方政府这个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应当进一步升级，而不是简单熄火关闭。一旦中国重新获得货币主权，国际贸易就不再是打击中国经济的工具。

通过税收为其生产的公共产品（服务）收费是政府独有的经营模式，超出这个模式的商业项目，也必须符合市场的基本规则——投入减去产出的剩余不能小于零。学术界甚至认为地方政府根本就不应该进入所谓的竞争性领域，政府行为的市场化一直被舆论当作反面教材进行批判。如果处理得好，地方政府的债务及其对应的资产，可以成为自主货币创造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决定整个社会分工水平的一个重要前提或者条件，是公共服务水平的多寡以及优劣。

这就意味着这部分债务从一开始就是政策性债务——借钱时就没有打算全额偿还。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资本市场的主体不是服务于企业融资的股票市场，也不是服务于中央政府融资的国债市场，而是为地方政府融资服务的不动产市场。

五、地方政府非公共债务的解决方案 传统的主流经济学认为，政府应当退出非竞争性领域。同时，特斯拉还必须在未来5年在上海工厂投入人民币140.8亿元的资本支出。

其规模之大，世界罕见。如果该项公共服务不能为本地政府带来税收，但国家却认为其是必要的，那么这项服务就应当由国家提供。若没有土地，仅靠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连中国的中央政府和企业部门都无法获得足够资本。地方债和中央债在现代货币制度下，本质完全不同。据估计，按照2018年11月的数据，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规模（约65万亿美元）是股票市场（6万亿美元）的10倍以上，超过于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美国股市与美国房地产——市值之和（约60万亿美元）。而拥有良好环境资源禀赋地方政府，比如海南，无论给它什么政策，都不可能拥有强大财力。

由于缺少国家尺度的路网公司，这种网络溢价无法被捕获。这类项目大部分都是没有直接效益的。

因此针对政府（性）债务，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政府是否应当负债，而是负债的主体究竟应该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举债的方式采用财政性（税收）融资还是市场性（非税收）融资？这两点决定了政府（性）债务的性质和风险。地方政府财务好转后，可以赎回资产，恢复免费（税收支付）。

从更宏观的视角观察，地方政府债务的解决应当成为中国经济从外循环向内循环切换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地方政府几乎没有现成制度和经验（不发达地区尤其如此），其组织架构和对其主要官员的考核机制也不是按照市场活动设置的。

比如，通讯网络在不同地区的盈利能力是不一样的，很多偏远地区的通讯基础设施投资一开始就注定无法盈利。现代增长和传统增长的最大差别，是启动资本的获取不是依靠过去剩余的积累，而是依靠未来剩余的贴现，在现代增长中，高增长必定对应着高负债。究其原因，在于在中国的资本结构中，土地资本占有压倒性的比重，而地方政府则是这些资本的最大创造者和持有者。公共服务最主要的提供者，就是政府。

按照这一原则，独山县的天下第一水司楼之类的无法通过税收途径获益的项目，政府都不该介入。依托这一强大的资本市场，中国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同时，不仅避免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高外债现象，还实现了资本的净输出。

根据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政府对独山县债务的说明，截至2020年6月末，除掉企业债务，独山县政府债务余额135.68亿元，绝大多数用于基础设施、脱贫攻坚以及民生工程等项目建设。比如对人口净流出地区的基础教育进行补偿，以减少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逆向补贴。

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规模和占比，反映的正是中国增长的真正动力所在。包括独山县在内的很多贫困地区，之所以坚持投资看上去效益很差的开发区，就是因为这是它们把教育投资变现的唯一途径。

政府公共服务和私人经济活动的关系，就好比道路和汽车的关系。但如果海南能够像美国的迈阿密那样在财产环节收税，就可以将环境资源禀赋转变为资本和税源。这背后并不是用低成本的国债替代高利息的地方债这么简单。现代社会是分工社会，不同的社会主体要专注于各自的比较优势，才能最大化全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独山县的例子只能说明中国地方政府的市场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而非证明政府要推出竞争性市场。中国只有在外循环中获得顺差，才能通过强制结汇创造货币。

如果我们把地方政府（性）债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里，我们就可以看清，中国过去二十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超级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也要考虑投入-产出，也必须符合经济规律，即产出不能小于投入。

再次，对不发达地区必需的公共服务通过转移支付进行补偿。而受损的地区，就需要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来保持不同地区的居民享受接近的公共服务。